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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90年代末，中国也进行了一轮较为重大的改革。当时的背景是，经历几轮通胀通缩，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，国有企业倒闭潮来临，大批工人下岗，银行坏账严重，社会非法融资形势混乱。显然，沉淀成本可考虑的意义已经变得很小，机会成本明摆着不改不行，不进入改革的新通道也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，也是到了一个“不改不行”的时刻。而且，当时的群众从七八十年代“改革开放”走来，抱持着只要“改革”就好的想法，接受度比较高。虽然事实上回头看，公共服务产业全部“产业化”、企业下岗潮涉及几千万人等，转换成本也相当高。但所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。

2011年，刘亚洲调任旺苍县县长，5年后任县委书记，至今年1月被查，主政旺苍县近8年。“政事儿”注意到，官方通报中，在公共区域设卫生间供其专用的官员较为少见，此前多为将办公室改为卫生间违规使用。如2014年，河北省纪委通报，怀来县存瑞镇中学校长李玉生一直使用三间办公用房，其中外面一间办公使用，里面一间休息使用，另外一间作为卫生间使用，使用面积严重超标。

由于货币基金、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的流行，银行早自2014年前后就面临存款流失的问题；而随着金融监管的趋紧，负债端的压力逐步蔓延。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大行虽然负债空间较大，但是对公中长期贷款仍是最好的派生存款渠道，大行同样面临负债压力，尤其是2016-2017年国营部门的固定资产增速下来以后，2018年下半年大行的负债压力会逐步显现。

房地产市场不断加强调控，对于老百姓来说，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能否解决居住需求的难题？徐枫认为，“两者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”，她表示，保障房面对的群体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———名下没有房产。保障房的客户群和进入商品房市场的客户群并不完全一致，两者有交叉，但交叉重合部分的群体比较小，不存在“推波助澜”的情况，“深圳市场上的房源不在政策打击范围内的还是有相当多数的，当前有效房源很多，不会打击这一群体的需求”，徐枫说。

至此，离婚购买二套房所能获得的政策“红利”仅剩多获得一张“房票”一项，但需具备承受五至七成首付的压力，“就算没有房贷纪录也要给五成首付，这样的限制让离婚炒房的投机行为变得不仅门槛高，而且很不划算”，徐枫表示。遏制投资和投机，保障民生市场需求

据了解，本次调查覆盖了超过2800名中国游客和超过1200家境外商家。报告显示，中国出境游客境外消费增长9%。其中，中国的90后在旅行选择上更爱冒险。2018年，远赴中亚、西亚、非洲旅游的出境游客中90后比例高达18%。而在出行消费方式上，60后和70后也没落伍。数据显示68%的60后和70后在出境游时都用手机支付，几乎与80后、90后持平。